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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与台湾的体育交流

发布日期:2021-07-20 07:34   来源:未知   阅读:

  一般而论,大陆与台湾的交往无非是民间和政府间两种形态。而两岸的体育交流却提供了兼容民间、政府间交往的第三种交往形式。众所周知,北京的外交有相当的部分是由体育部门担当和实际操作的。(注:大陆官方色彩很浓的体育著作,《当代中国体育》,这样写道:“我国的对外体育活动是整个国家对外活动的一部分,它遵循我国对外政策,为之服务,并适应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张彩珍等,《当代中国体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89页。)大陆与台湾的交往虽然不属于外交,但北京仍然希望体育担任“先锋”的角色以“促进祖国统一”。(注:赵经宏,《大学生体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页,第20页,第16页。)在两岸的交往中,台湾并不总是被动的,但由于资料上的限制,本文主要从中国大陆的角度回顾半个世纪左右两岸的体育交流,兼顾评价其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意义。

  半个世纪以来,大陆与台湾的体育交往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京以台湾当局为敌,拒绝交往的时代。这一阶段自5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70年代;第二阶段大陆接受台湾运动员作为一个地区的代表和大陆运动员共同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这个阶段大致从80年代初开始到90年代初;此后的第三阶段,北京政府对台的体育交往政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两岸的实际往来扩大了。更重要的是,许多往来属于民间自发的,而且体育交往从比赛扩大到文化和(体育)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先分阶段对大陆和台湾体育交流做一历史回顾,然后作出分析和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北京非常希望通过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扩大国际交往范围。(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9章。)但此时的“台湾问题”却成了中国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1952年,为参加中国当政后的第一个重大国际赛事,仓促组成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奔赴芬兰的赫尔辛基。中国代表团赶上了这届奥运会的闭幕式,却没能真正参加比赛。紧接着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立即开始组建专业体育运动队并准备参加1956年的第十六届奥运会。当得知当时的国际奥委会邀请台湾派团参加,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北京中国”,称台湾为“福摩萨中国”时。中国政府做出了宁可在国际体育组织之外也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选择——即所谓的“先驱后进”的外交方针——宣布拒绝参加这届奥运会。(注:关于先驱逐台湾,再进入国家体育组织立场的回顾,见梁丽娟,《何振梁与奥林匹克》,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2000年,第31-34页。)北京更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注:童乐编,《梦想与辉煌》,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98-199页,第199页,第200页,第177-178页,第180-182页。)同时由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效仿国际奥委会的做法,大陆运动员所能参加的国际比赛仅限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惟有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是例外,中国因此得以参加,并在北京举办了1961年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样,自1956年至1972年,台湾单独参加了五届奥运会。此后的十二年,北京虽然成功地阻止了台湾参加奥运会,但自己并未被国际奥委会所接纳,从而使两岸均无代表参加这一国际最高赛事。(注:1976年第二十一届奥运会在加拿大举行。刚刚和大陆建交的加拿大拒绝台湾运动员入境参赛,导致大陆、台湾均未能参赛。)

  在亚洲,大陆代表团也很难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条件——即取台湾而代之——参加大型赛事。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亚运会,由于台湾的被接纳和邀请,中国大陆的运动队一直无缘参加。直到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取代台湾参加。

  为打破这种孤立局面,北京不惜从单项运动和地区体育组织着手另起炉灶。如羽毛球运动就被隔裂成以西方民主国家加上印尼、马来西亚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为另一方的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而亚洲的乒乓球组织也被割裂成以中国、日本、朝鲜为一方的亚乒联盟和以韩国、金边朗诺政权、南越、台湾等为另一方的旧亚乒联。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两岸的体育也并非完全隔绝。至少是在观念上不是完全隔绝的。北京政府一直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场合声明自己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的统治权和代表权。比如,在1960年第十七届奥运会上,台湾选手杨传广获十项全能银牌。大陆称“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奥运史上取得的第一枚奖牌。”(注:童乐编,《梦想与辉煌》,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98-199页,第199页,第200页,第177-178页,第180-182页。)与此同时,在大陆举行的四年一度的全国运动会,也被赋予了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迄至80年代末,台湾籍的代表总是出现在其他省市运动队的队伍之中,象征性地代表台湾省。

  对台湾政策的松动始于文革后期。与中美关系的巧妙改善一样,大陆选择了体育交往作为突破口。1971年1月25日,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联主席后藤钾二专程来北京邀请中国参加第31届世乒赛。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之中,已经有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虽然当时双方都有诚意,但会谈还是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日方表示可以将1958年周恩来提出的“日中关系三原则”,其中之一即:“[日本]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写入会谈纪要。中方则要求在会谈纪要中加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一句话。后滕钾二则表示,日本国内不能接受这样的纪要。如果中方强求就无法谈下去。最后周恩来打破僵局,说日本乒协无非是个群众团体,不必强求。(注:徐寅生《我与乒乓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6-167页,第204-206页。)

  纪要的发表和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名古屋世乒赛是大陆外交的胜利。北京继而于1972年5月发起成立亚洲乒乓球联盟,以此孤立并最终彻底取代了台湾为会员的亚洲乒乓球联合会。

  北京的体育外交攻势并不止于在国际体坛取代台湾,而是希望台湾能按照北京的条件参加国际体育赛事。于是,在1972年由亚洲乒乓球联盟发起的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即将举行之际,就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何振梁记得当时周恩来曾问徐寅生可否邀请台湾参加,徐答可以。(注:梁丽娟,《何振梁与奥林匹克》,第71页。)徐寅生本人的回忆表明,他的回答不过是在揣度周恩来的心思而已。当周恩来提出能否邀请台湾作为一个省参加亚洲乒乓球联盟的活动时,徐寅生不敢贸然应对。在《我与乒乓球》一书中,徐写道:

  过去我们坚持反对“两个中国”和“”,现在让他们参加比赛会不会违背这个原则呢?……可是再一想,如果不行周总理又何必提出这个问题呢?说实话,我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分析这种重要问题,也只能走“捷径”去思考。我想反正我前面已经说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不会违背原则出大的差错,我们似乎可以向‘可以’这一边靠拢了。但事关重大,我仍不敢表态,还想拖几秒钟,赢得一点思考时间。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在我的背后小声说了一声:“可以”。听到这种“提示”,使我陡然增加了勇气,于是我轻轻地说了一声“可以”。

  从周恩来当时的神情和语气,徐寅生觉得自己的回答没有出格。参加会见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负责人也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台湾问题的新精神”。(注:徐寅生《我与乒乓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66-167页,第204-206页。)然而这个新精神在周恩来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引出实质性的政策变化。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80年代初,大陆对台政策开始大幅度改变。所谓的80年代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是“台湾回归祖国”。体育部门再次成为准外交部,只是使命不同了。与此同时,国际条件的变化也有利于大陆的体育外交攻势。1979年成了中国体育对外交往的转折点。当年10月国际奥委会通过决议: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全国性奥委会;设在台湾的奥委会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机构留在奥委会内,用“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自此,大陆和台湾的运动员均可参加奥运会了。(注:童乐编,《梦想与辉煌》,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第198-199页,第199页,第200页,第177-178页,第180-182页。)从1980年开始,台湾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在冬季奥运会上,在网球、垒球、田径、排球等项目上,一起参加了国际比赛。(注:张彩珍等《当代中国体育》,第414-415页。)

  1984年奥运会上,大陆代表团与台湾代表团多方接触,“携手共进,共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胜利”。此间在台湾电视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大陆运动员的镜头,体现了“体育在促进祖国统一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注:赵经宏,《大学生体育》北京,1991年版,第20页,第20页,第16页。)

  在国内的比赛上,北京也开始做相应的改变。迄至1987年,在大陆举办的全国运动会是把台湾作为一个省来对待的,坚持比较僵硬的一个中国政策。在全运会上,台湾籍运动员作为一个省队和其他省的运动员一样列队入场。1980年代,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体育外交攻势,邀请真正的台湾代表队而不是大陆的台湾籍运动员组队到广州参加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台湾方面没有反应。对此,北京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尊重,没有再拼凑一支“台湾队”。这样,台湾队首次没有出现在全国运动会的入场运动队之中。(注:Susan Brownell,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in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p.317-18.)www.xj1j.com.cn